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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

发布时间: 2015-11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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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革命失败后,我参加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。起义以后,成立十一军,叶挺同志任军 长,我任党代表。南昌起义部队自五日以前陆续离开南昌,向广东进军。沿途没有注意群 众工作,许多群众对起义军的性质不了解,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。虽然把许多追击的敌人 打垮了,却没有注意到要把敌人消灭,而自己在行军和战斗中也伤亡很大。天气炎热,士 兵害病和减员现象相当严重。我军进入广东潮汕地区后,由于部队长途行军得不到适当的 休整和补充,而敌人却以逸待劳,集结了优势兵力向我军进攻。我军终于因众寡悬殊,在 揭阳、汤坑、流沙一带转战中遭受到挫折。失败后除董朗带一个团转入海陆丰苏区,留守 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、陈毅同志领导下,经赣南转粤北,在发动了湘南起义后转上 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之外,南昌起义大部分部队被打散。我和周 恩来等几个同志,则回到香港,找到了省委。

  广州暴动前一星期,省委派我和杨剑英同志由香港来到广州,与原广州的黄锦辉同志 一起,参加起义准备工作。当时住在八旗会馆对面的一间房子里,晚上回去时,也不敢叫 门。第二天,房东看到报上消息登载,我们以米店作掩护的机关被敌人破获,搜出了手榴 弹。而这间米店正是我租房子时的铺保。房东趁机敲竹杠,要我另找铺保,或另给押金, 否则,要立即搬出。我给了他五十元港币之后,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。

  在大革命失败后,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,这时已不是以武装起义夺取城市的时 机。从广东来说,由于大革命时期党在群众中有着较深厚的基础,虽然经“四·一五”反 革命政变的打击,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捕杀,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 装被解除,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,但在农村中仍然保存着一些革命力量,但也不平衡, 当时东江的基础好,力量强些。因而,广东各地(主要是在农村)的革命运动仍然此起彼 伏地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。

  在广州暴动前,广州的工人阶级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,斗争是不断高涨的。到 十月间,张发奎军阀部队开入广东,他们为了要和桂系军阀争夺广东地盘,正在酝酿军阀 战争。当时,广东的党组织自“四·一五”事件后,初步整顿了自己的队伍;我们在教导 团和警卫团有着相当大的力量。

  尤其是在教导团方面,在一千三百多名下级军官中,有二百多个党员。教导团中有百 分之九十的人是同情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的。这些情况,敌人是了解的。并且,已经准备 解除教导团的武装。面临着这种情况,应该怎样处理呢?从现在来看,在该不该及可不可 能搞暴动这个问题上,必须作具体的分析。当时的办法不外是两条:一条办法是继续潜伏 下去,待机而动,这条办法事实上是行不通,在我们发动之前,敌人已先下手,我们实际 上是等待敌人来捕杀;另一条办法,而且也只有这条办法,就是搞兵变暴动,给敌人来一 个措手不及的打击,然后,迅速把队伍撤出来,转移到农村(比如海陆丰)去坚持武装斗 争,这是完全有条件的,有需要也有可能的。中共“六大”决议上把广州暴动说成为“退 兵之一 战”这个结论,缺乏具体分析,不能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。我至今仍对这个结论有保留。

  广州暴动是以教导团为主力,警卫团也有一部分参加。暴动的决定虽然是省委会议通 过的,但实际上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(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暴动的代表,一共派来 三 个,有一个叫何锡思,是位苏联将军,在背后指挥,没有出面,广州起义失败后,国民 党抄了苏联领事馆,何锡思被捕后牺牲了。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)。这个人是不讲具体 条件的十足的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者。在省委会议上,对暴动条件是否成熟,应如何进行 暴动产生不同意见,发动暴动的具体时间是在白天还是晚上,我们认为最好选择在晚上。 趁敌人戒备稍松懈,突然动作,胜利的把握较大,而他却坚持一 定要在白天,并且还要搞 工人总同盟罢工示威游行。没有看到广州的工人是分裂为两派的,我们直接领导的只是印 刷工人、汽车工人、手车夫等行业的一些工人。国民党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。在这种形 势下举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。他以大帽子压人,批评我们是单纯军事观点。后来,在我们坚持下没有搞总罢工,暴动也是在晚上举行的。

  在准备广州暴动过程中,收藏手榴弹的米店被敌人破坏,敌人在已部署镇压起义,我们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。

  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做好了,在起义前才通知叶挺同志他在暴动当天晚上才赶到广州的。

  发动起义的那天晚上,我没有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。教导团攻下伪公安局后,我便进 入公安局,张瑞华同志是四军军医处的,她参加了起义,担任救护工作。暴动这几天,我 都在起义指挥部内,我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。

  我们办公的地方在伪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房子。楼下是一个大厅,我就在这 里工作,在这里工作的还有省委的一些同志。

  十一日凌晨起义后,珠江北岸除了长堤的敌四军军部、文德路的一个敌军机关和国民 党检察队等少数机关没有攻下,大部分地区已解决战斗。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第五军盘踞 隔江和我们对打。十一日深夜,我们在起义指挥部里开会分析了形势,叶挺同志看到形势 不好,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,主张向海陆丰撤退。这个主张本来是正确的,当时的国际 代表威尔曼不懂得打仗,主观武断,说搞暴动只能前进,不许后退,批评叶挺是主张去做 土匪。张太雷同志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,从此,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。

  暴动胜利后,缴获了很多武器,前来参加暴动的工人也很多,如果以这些武器把参加 暴动的工人全部武装起来,可以组成一支很大的队伍,有计划地转移到农村,是坚持武装 斗争的一支很大的力量。这样广州暴动取得胜利就会更大。

  今天来看,广州暴动之所以失败,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,主要是没有经验。有秀才造 反的味道。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,是一位好同志,但他是书生出身, 缺乏军事常识,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。就以他在十二日中午去西瓜园出席工农兵大会 这件事来说,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。结果却给敌人冷枪打死了。太雷同志的牺牲,是一个 严重的损失。

  十二日黄昏,我和叶挺同志到财政厅的天台观察各处战斗情况,看到敌人从观音山下 来,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,我们认为再坚持只能是作无谓的牺牲,于是下决心撤退,因为 张太雷已在中午牺牲,省委已无人领导,我回公安局,找到黄锦辉同志,我们两人分头通 知撤退,我通知教导团,黄锦辉同志通知赤卫队。我在公安局看到恽代英、陈郁等省委同 志,告诉他们敌人已打进观音山向城内前进,赶快撤退。这时正好有一批敌人冲到公园前,我和一个朝鲜同志在那里和敌人打了一阵,那人朝鲜同志是个机枪手,作战很勇敢。这股 敌人退去之后,在指挥部内找不到负责人,形势紧急,而暴动队伍又缺乏统一的指挥。教 导团是正规部队,队伍较容易集中,一接到通知,即开始撤退。赤卫队多数分散在各区作 战,较难集中,结果还有许多来不及撤出,最后在和敌人巷战中壮烈牺牲。十三日上午, 国民党军阀李福林部由河南渡江,各路反革命军队大举反扑,广州暴动终于失败了。

  现在看来,广州起义,作为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反抗国民党的武装镇压,在我们 党的斗争史上有重大的意义,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失败是很难避免的。

  暴动失败后,敌人很嚣张,全市宣布戒严,晚上不准群众出门,敌人到处搜查,搞得 人心惶惶。暴动工人牺牲很多,外省籍的人牺牲也多,敌人凡捉到不懂广东话可疑的人就 杀。

  我回到住处,不敢立即进门,坐到天亮才进去,我和杨剑英同志于暴动失败后还在八 旗会馆对面我暂住的那间房子呆了三天,然后化装成商人到香港。

  我到香港后不久,省委要我去韶关一趟,任务是去和朱总司令所带那支队伍取得联系, 并通知他们广州暴动已失败,可向湘南一带转移。我到韶关马坝时,朱德同志已带队伍走 了。锦辉同志则被派去追寻教导团,经花县附近被捕牺牲。

  广州暴动失败后,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,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,总 结和检讨暴动失败的原因。会议由中央派李立三同志主持,他指责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, 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,而采取惩办主义,处分了很多同志。省委把这个决议 送到中央后,中央对李立三同志这个做法不同意,派周恩来同志来处理这件事,对大批处 分同志提出了批评。以后,省委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。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。

  广州起义,正处于革命低潮,广州市的许多群众组织受破坏,省港罢工工人很多已回 香港。在这种情况下,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形势下,企图以城市武装暴动而长期占 据广州建立广州苏维埃。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作为一个军事暴动,发动了兵变之后,把 部队从城市撤出来,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则是正确的,而且完全是可能的。广州暴 动时,对这一点是不明确的。暴动只坚持了三天,终于遭到了失败,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 验教训。革命的人民,在一定的条件下,在城市发动了军事暴动之后,如何将斗争坚持下 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问题,关键就在于必须将起义的队伍迅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 弱的农村中去,发展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游击战争,在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中,不断消灭敌 人,壮大自己的力量。从而,使暂时处于劣势的革命武装,以农村包围城市,经过长期斗 争锻炼,以取得敌我力量对比上的优势,最后将敌人打倒。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 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思想。这一点,对于今天亚、非、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斗争来说,仍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。